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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考研，36歲的陳女士在上班之余，苦苦復習了一年多，可昨日上午她到考場后發現沒帶身份證，急忙給家人打電話，陳女士拿到身份證時，開考時間過了近半小時。陳女士兩次跪在考場工作人員面前求進考場，但還是被拒考場之外(見本報今日B06版報道)。

“跪求”的新聞一出，可謂同情者眾。《考研忘帶身份證，兩次跪求進考場仍遭拒》的標題，本身就有一種情感傾向。在道德與原則之間，在同情與冷靜之間，圍觀之狀的公眾，很容易因為弱者心理而心生同情，對于道德的評判多于制度的思考。

如果按照過錯原則，36歲女考生純屬咎由自取。參加考試卻忘了帶身份證，就跟臨上戰場忘了帶武器一樣，疏忽的代價就只得自我承擔，而無法靠“一跪”來博取同情，最后靠“法外施恩”來達到補救。“跪”可以算一種補救措施，但卻不一定有效。包括網友在內的圍觀者，希望用“跪”的可憐來達到一種情感上的威壓，并形成道義上的譴責，這樣的“自我道德標準”強加，其實是一種“情感濫用”。

如果按照“法治”的原則，考場工作人員的做法，其實足以值得稱道。法不外乎人情，但人情的濫用就會導致規則的破壞，秩序的混亂�！犊紙鲆巹t》規定，考生要持準考證和身份證進入考場，二者缺一不可，開考15分鐘后，考生不得進入考場，這也是剛性規定。假若每一個違規者，都希望靠一“跪”一“哭”來破壞規定，那規定也就沒有什么實際意義。

對堅持原則和執行規則者，用道義去聲討，這本身就犯了常識性的錯誤，其實是一種道德亂套和情感濫用，折射的是公民法治意識和規則意識的淡薄。原本，沒帶身份證不能進考場不能成為新聞，甚至“兩度跪求”也不能成為新聞，真正要成為新聞的，當是網友事后的態度。對“跪”我們可以同情，但不應上升為道德和道義的層面，否則，這本身就是一種“偽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