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與“一帶一路”國家高等教育合作的六大轉變

教育動態來源：《北京教育》雜志 2017-05-18　

“一帶一路”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國家大戰略，被稱為中國自1979　年以來的“第二次開放”[1]。全球知名戰略家、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康納指出，“美國人在售賣坦克，中國人卻在提供挖掘機”，“全球互聯互通的革命已經開啟，而中國打造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基礎設施投資倡議。”[2]。

2016年7月，教育部發布的《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提出建立“一帶一路”教育共同體，推進政策、渠道、語言、民心與學歷的相通與互認，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人才支持、智力服務和文化理解。建設“一帶一路”教育共同體，是我國教育對外開放的新方向和新要求，急需我國高等教育開放策略尋求主動轉變。

我國與“一帶一路”高等教育合作的現階段特點

1.在交流方向上，重視“引進來”而非“走出去”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了“走出去”的戰略要求，但是由于長期以來以學習借鑒提高為主的“引進來”高等教育國際化戰略，使我國與“一帶一路”國家高等教育交流合作方向一直是“引進來”多于“走出去”。具體表現為：第一，我國到“一帶一路”國家的出國學生數明顯小于這些國家的來華學生數，2014年“一帶一路”國家來華留學生共171，580人[3]，而我國赴“一帶一路”國家國留學人數約為5萬人(2013年)　[4]。第二，出國合作辦學項目明顯低于來華合作辦學項目，“一帶一路”國家在我國的合作辦學項目和機構有200個[5]，合作辦學項目有90多個，涉及14　個國家和地區，主要分布在東南亞國家。[6]第三，國外高校中國研究中心明顯少于國內高校“一帶一路”國家研究中心數量。據不完全統計，我國高校和科學院共設立“一帶一路”沿線國別研究中心98個，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有9個國家的高校設立了共10個中國研究中心。[7]

2.在覆蓋范圍上，重視與“一帶一路”主要國家高等教育的交流與合作

我國尚未與“一帶一路”所有國家開展高等教育交流與合作。例如：與我國合作辦學的國家僅9個，開設中國研究中心的國家僅10個，我國設置“一帶一路”國別研究中心涉及的國家也只有32個，開設其官方語言僅20個。[8]因此，目前我國與“一帶一路”國家高等教育交流與合作主要以俄羅斯、印度、新加坡、泰國、以色列、伊朗、印度尼西亞等為主，還需要增加其廣泛性和覆蓋性。

3.在合作內容上，重視學生交流與合作辦學，忽視教師、課程與研究的交流合作

我國與“一帶一路”國家在學生交流與合作辦學方面進展迅速，也逐漸由單邊交流向雙邊和多邊交流發展。但是在教師交流、課程合作與研發、研究的合作諸方面還不盡如人意，我國與“一帶一路”國家在該方面的數據也非常缺乏。

4.在發展多樣性上，我國與不同發展階段的“一帶一路”國家高等教育交流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一帶一路”國家在發展程度上差異很大，絕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有小部分發達國家，如俄羅斯、以色列、新加坡和希臘等，還有一部分是不發達國家，如尼泊爾、緬甸等。因而，我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發展中國家在與如此多樣化發展階段的“一帶一路”國家進行高等教育交流與合作中同樣呈現出多樣性的特征。例如：在與俄羅斯高等教育合作辦學項目上，俄羅斯高校來華辦學項目達133個，而我國高校到俄羅斯合作辦學的項目微乎其微。在來華留學生方面，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如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亞、越南、老撾、馬來西亞等國的留學生數排在前15名。

我國與“一帶一路”高等教育合作的策略轉變

1.在合作角色上，由參與者向主導者轉變

長期以來，我國高等教育對外交流與合作的角色主要是參與者，主動或被動地參與各種國際教育組織以及區域教育組織，以謀一席之地和一定的發言權和聲音表達，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組織、東盟教育論壇等。然而，“一帶一路”構想則要求我國要從參與者向主導者角色轉變，從“一帶一路”高等教育戰略構想、組織和機制設計到計劃的實施與援助，都要體現主導性、組織性和協調性。正如《教育行動計劃》所指出的，“中國教育領域和社會各界率先垂范、積極行動”。國家各部委要協調推動，積極對接沿線國家教育規劃與政策，搭建我國與沿線區域和國家的教育溝通合作平臺。地方政府和高校要緊密對接國家總體布局，致力于“友好省州”“姊妹城市”和“學校聯盟”建設，積極推進本地高校和企業攜手走出去，開展廣泛的教師交流和青年精英交流、合作辦學與合作研究，并主導建立“一帶一路”國際學術合作組織、國際科學計劃，促進教育相通與人心相通。當然，這種角色的轉換，我們自上而下可能都還不適應，但是必須要學習、適應，以至于駕輕就熟。

2.在交流方向上，要由“引進來”向“走出去”轉變

“一帶一路”構想的出發點就是“走出去”，向沿線國家輸出文化、學校、課程、專業、教師、學生和各種援助，并為商品、企業和資本輸出提供支持。目前，我國與“一帶一路”國家高等教育在“走出去”上遠遠滯后于“引進來”。在學生交流方面，2014年“一帶一路”國家來華留學生共171，580人，而2013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國留學人數約5萬人。在合作辦學方面，我國高校在境外舉辦了本科以上境外辦學機構和項目共計102個，而國外在我國舉辦的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達2，461個，其中　“一帶一路”國家有200個。因此，在交流方向上，我國高等教育要由“引進來”向“走出去”轉變，調整國家、地方和高校高等教育國際化戰略方向，為教育輸出做好思想上、人員上和課程上的各種必要準備。

3.在合作范圍上，要由部分國家向所有國家轉變

過去，我國高等教育的對外開放主要是面向發達國家，兼顧一些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如上所述，我國在該區域的合作國家數不及一半，甚至在一些要素，如開設中國研究中心等方面低于兩位數，現實與遠大目標差距很大。我國與“一帶一路”國家高等教育交流與合作主要以俄羅斯、印度、新加坡、泰國、以色列、伊朗、印度尼西亞等為主，還需要增加其廣泛性和覆蓋性。鑒于此，為了實現我國“一帶一路”構想和教育愿景，在合作國家范圍上，要拾遺補缺，全面向沿線所有國家開放，尤其要向南亞、阿盟、中東歐國家傾斜。

4.在合作要素上，要由僅重視學生交流與合作辦學，向學生、教師與課程、研究和辦學的全方位深度合作轉變

高等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的要素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外部系統要素，即政府、高校與民間組織;另一類是教育系統內部要素，包括人員、課程、研究和辦學等。在內部要素上，我國與“一帶一路”國家高等教育合作存在著廣度和深度兩個方面問題。在廣度上，我國僅重視學生交流和合作辦學，而在教師交流、課程、研究的合作進展甚微。在深度上，即使是學生交流與合作辦學，也存在諸多不足。譬如：阿盟和東歐國家來華留學生偏少，我國赴“一帶一路”國家留學生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動力上都顯不足。我國高校走出去辦學也缺乏自信和動力，這是一個深層次問題。相比較而言，學生交流則是一個顯性現象，容易被人用來掩蓋其他要素的合作。而教師交流、課程與研究的合作則更需要政府和高校主動對外開放的意識與行動。因此，“一帶一路”教育行動需要在合作要素上擴大合作范圍，實現全方位深度的合作，真正落實“一帶一路”留學推進計劃、合作辦學推進計劃、師資培訓推進計劃、人才聯合培養推進計劃與教育援助計劃，發揮教育在共建“一帶一路”中的基礎性和先導性作用。

5.在發展多樣性上，要從一元模式向多元模式轉變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水平以及文化、外交都呈現出較大的差異性和不同發展階段，絕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有小部分發達國家，如俄羅斯、以色列、新加坡和希臘等，還有一部分是不發達國家，如尼泊爾、緬甸等。因此，我國在與沿線不同國家高等教育合作交往，不能采取“一刀切”的辦法，要主動根據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特點，選擇相異的合作模式。也就是說，要從過去的一元模式向多元模式轉變，制定適合不同國家的高等教育合作模式。譬如：俄羅斯、新加坡、以色列和希臘等國家，發展水平較高，我國與之高等教育合作要采取雙向平衡合作模式，目前我國與這些國家高等教育交流還不平衡，處于弱勢，需要加強;對尼泊爾、緬甸、柬埔寨等欠發達國家，要實行以教育輸出與援助模式，輸出我國的課程、教師和學校，并對其學校設施和教師進行援助和培訓。對占絕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實行以輸出為重點的雙向交流模式，擴大我國教育資源的輸出與影響，吸引其優質教育資源與留學生。

6.在機制和平臺上，由松散型向系統化轉變

“一帶一路”高等教育合作是我國與多區域、多國家的合作，需要不同層次的交流合作機制和平臺。在區域層面，建立了我國與東盟、阿盟、南亞中東歐高等教育論壇以及中阿大學校長論壇、中非高校“20+20”合作計劃等。在多邊關系上，建立了中日韓大學交流合作促進委員會和中新印高等教育對話等機制。在雙邊關系上，我國建立了與一些沿線國家的教育交流機制和平臺以及中日大學校長論壇、中韓大學校長論壇、中俄大學聯盟等。因此，我國與“一帶一路”國家和區域初步建立了一些區域、多邊和雙邊高等教育合作平臺和機制，但總體是松散的，還沒有在“一帶一路”構想框架下去進行系統化的建構。因此，在合作機制和平臺上，我國高等教育需要進行自我革命，由松散型向系統化轉變，整體構建高等教育合作“一帶一路”總平臺(“一帶一路”國家教育部長會議、“一帶一路”高等教育聯盟、“一帶一路”大學校長論壇等)、區域合作平臺(中國與阿盟、東盟、南亞、非洲高等教育論壇等)、多邊合作平臺(中印埃高等教育論壇等)、雙邊合作平臺(中俄高等教育論壇、大學校長論壇、大學生聯誼會等)以及院校合作平臺等多層次、立體化系統，促進我國高等教育與“一帶一路”次區域、國家的溝通、交流與合作，為實現“一帶一路”教育共同體服務。(作者：李盛冰，單位：華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高教所)

參考文獻：

[1]　國家發展改革委等.　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9—12.

[2]孫萍，葉書宏.觀察|“一帶一路”全力助推全球化.新華社北京12月13日新媒體專電[EB/OL].[2013-12-13].http：//money.163.com/16/1213/16/C86A6M1T002580S6.html#from=keyscan.

[3]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　2014年來華留學生簡明統計.　2015.

[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數據中心.[EB/OL].[2016-03-21].http：//www.csc.edu.cn.

[5]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涉外監管信息網相關數據整理而來.

[6]瞿振元.　“一帶一路”建設與國家教育新使命[N].光明日報，2015　-8-13(11　).

[7]由百度搜索、360搜索等統計整理得出.

[8]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涉外監管信息網、百度搜索、360搜索等相關數據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