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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59歲高考，64歲讀研，68歲只身赴京做“博士旁聽生”，10年間，在眾人不解的眼光中，陶醉于知識世界的桃花源。

一大早，李文超走進清華六教(102)，直奔教室最前排，把鼓鼓囊囊的黑色雙肩包往桌子上一放，掏出他的寶貝家當：被塑料袋裹著的白紙本、一瓶鋼筆水、一支舊鋼筆。上課鈴一響，筆在本子上沙沙響，一會兒工夫，他記了整整11頁。

課間，他用混合著重慶與貴州口音的普通話與教授忘我地討論，滿面紅光，聲音洪亮。如果不是那禿得發亮的腦袋和裝在腰間布袋里的老年證出賣了他的年齡，你不會猜到他已69歲。

無論是教授還是學生，都對他的出現毫不奇怪，這位高齡旁聽生已經在清華、北大的課堂上活躍了1年多。每天早上6點半，他會走出中國地質大學(微博)家屬區的地下室，騎上從跳蚤市場淘來的二手自行車，穿過人聲鼎沸的五道口，到清華或北大聽課。

時而有記者來探訪他的“北漂”生活，他便聲情并茂、手舞足蹈地從10年前講起自己的故事。

瘋狂老頭

李文超的人生，從59歲那年開始呈現出另一番景象。

2000年5月，廣播里播放的一條新聞讓他欣喜若狂——教育部公布高考改革新舉措，取消考生“未婚、年齡不超過25歲”的限制，首次允許25周歲以上的考生報名參加高考。

“哎呀，那不就是說我也可以去考！”剛剛從貴陽鐵路工務大修段機關退休回家的李文超高興得想要蹦起來，摩拳擦掌地戲稱自己要“再一次接受國家的檢閱”。

他上一次“接受檢閱”是在1964年，那成了他至今無法解開的心結——

“從小學到初中，從初中到高中，一個班幾十個人，只有一個人能升學，就是我。”然而，自認在高考中“發揮得很不錯”的他沒有等來錄取通知書。他無數次猜想過大學夢破碎的原因，但當時那個壓抑的社會環境，讓他無從尋找答案。

這成為他36年后再次走進高考考場的動因。

2000年的高考日，李文超攙扶著他88歲的老母親來到考試現場。一位保安在門口把他攔了下來：“你進去干什么？”李文超揚了揚手中的準考證：“參加高考，國家允許的！”之后，在母親目光的護送下走進考場，與小他40多歲的年輕人同場答題。

最終，他得到286分，在當年全國高齡考生中名列首位，被媒體稱為“花甲狀元”。

“我可是沒怎么復習就去考試嘍！全憑腦子和平時的積累！”李文超對自己當年的“裸考”經歷很是得意。不過，雖然考了個“狀元”，但他的分數仍離貴州省錄取線差了14分。幸運的是，貴州師范大學破格錄取他就讀漢語言文學專業，并免除了他的學費。

李文超迎來的大學第一課是新生軍訓。這位“花甲戰士”雖然站在隊伍的最后一排，卻在很多項目中把同學們甩在了身后——在太陽底下站軍姿，最筆挺；踢正步，最認真；就連從未接觸過的射擊，他也打了47環，在全年級排名第一，還因此獲評“優秀學員”。

休息時，同學們累得直接躺在操場上，李文超也跟著躺下。有同學叫他“爺爺”或“伯伯”，他不干了：“我可是參加正規高考考進來的，是你們實打實的同學啊！這么叫多別扭。”身旁一個小伙子靈機一動：“叫你‘超哥’怎么樣？”李文超樂了：“這個好，就這么叫！”于是，此后4年里，他每天都與一群比自己兒子還小的孩子們稱兄道弟。

在學習上，李文超更是不含糊。他從不翹課，幾乎每節課都要搶著坐在最前面。每逢周末，別人在休息，他卻泡在圖書館。因為不住校，聽完報告回到家時常常已是深夜。老師勸他免修體育，他不想搞特殊，1500米照跑，鉛球照推。唯一讓他感覺吃力的是計算機和英語。“英語基礎不好，高中時只學過一點點。計算機理論課沒問題，但上機時手指不靈活。”不過，他不服氣，玩兒命學，成為同學們眼中的“瘋狂老頭”。

2004年7月，李文超從貴州師大畢業時，成績已由原來的最后一名上升到了全班第19名。

另類北漂

很多人覺得，大學畢業了，李文超就會停止折騰，回家安享晚年。李文超可不這么想，他覺得自己的求學之路剛剛開始，想接著讀碩士。于是，他一邊旁聽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的研究生課程，一邊報名參加研究生考試。5年中，他考了5次，最好的一次考了313分，兩門專業課都超過了分數線20多分，但因英語成績太低沒被錄取。

不過，他自認在這5年里收獲頗豐，學校規定研究生的必修課有10門，選修課有2門，他一共旁聽了24門。

2010年，李文超又作了一個“異想天開”的決定——進京“讀博”。

他給北京多所高校的招生部門寫信，希望成為博士課程的旁聽生。大部分信都石沉大海，清華大學的工作人員回復了他，勸說他在貴州老家學習清華大學的遠程課程。

李文超不喜歡那樣的方式，“沒有交流感、對話感”。與家人商量后，他決定只身一人進京，闖一闖傳說中開放自由的清華、北大課堂。

登上北上的火車，揮手告別送行的妻子，27個小時之后，他抵達北京。從西客站趕往的第一個目的地就是清華，他迫不及待地想看一看這個讓他憧憬多年的地方。之后，他手提肩背地打聽到了距清華不遠處有一個30元一晚的地下室，住下時已是深夜。

第二天一大早，手持事先從就讀清華的同鄉那里搞到的課程表，他第一次踏進了清華的課堂。讓他沮喪的是，這門課的教授拒絕了他，希望他能到教務部門進行旁聽生的正式注冊。他只好走出教室，在門外站了很久。

第二次聽課的經歷讓他備受鼓舞，在清華大學任教的當代著名哲學史家陳來見到班里這名大齡旁聽生時，高興地把他介紹給同學們：“這位老人家精神不錯，這么大年紀還來求學……”

很快，李文超不僅熟悉了文史類課程集中的教三、教六，清華園里的建筑他也能如數家珍：“這是建筑學院，這是經管學院，這是科技樓。”時而有人向他問路，他舉著胳膊使勁兒比劃著：“一直走到底，左拐。”頗有些自豪。

這個學期，他計劃旁聽10門課程，包括中國古代文藝理論、中國近代思想研究、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唯物主義專題研究、微觀經濟學等。因為媒體的報道，清華大學宣傳部了解到李文超的情況后，為他提供了不少幫助。對于自己的求學生活，李文超感到陶醉且滿足。

他的一些“北漂”朋友覺得這個老頭的生活太另類，忍不住問他：“你都這把年紀了，咋還這么‘漂著’？”李文超說：“你們是來追夢的，我也是。”

精神貴族

李文超租住的地下室只有10來平方米，住4個人，不通風，散發著霉味。不過，他對這個租金500元一個月的睡鋪沒什么不滿，“這個價錢能住上這條件，算不錯了”。對于每個月500元標準的伙食，他更是很滿意，“有時，中午能吃上一碗紅燒魚”。

其實，他每個月有2230元的退休金，在貴陽這樣的城市安享晚年基本夠用。家庭也很美滿，兩個兒子很懂事，妻子被他形容為善良美麗。這讓很多人都無法理解——何苦來北京“遭罪”？

“關鍵是，我不覺得這是遭罪。”李文超說，退休后的這10年，是他人生中最快樂的10年。

“和我差不多大的人，有的作古了，有的得了老年癡呆。”李文超說，“還有人每天遛鳥、打麻將、吃了這頓想那頓，有啥意思！”

他說同齡人很難理解他的快樂：“讀書是一種生命的再創造。仿佛從混沌愚昧到思想受到啟蒙，再綻放出智慧的光芒。”他自認人生達到了一種新的境界。

他的同學們也對他難以理解。“我知道他們怎么想，覺得我這么老了，學習還有什么用！”李文超曾就此與同學展開過辯論：“誰說學習的目的就一定是考公務員、進國企、給外企打工？學習讓我延緩衰老，知識的世界讓我感到無限寬廣，獨立的思想讓我享受公平與自由。誰能說我學習沒有用？”

有人質疑李文超去大學旁聽課程是對教育資源的浪費，他感到很是不平：“教室里有那么多空位，許多學生逃課。我不去學習，才是浪費資源。”

還有人說他自私，忘記了自己是一位父親、一位丈夫。而他則認為一起生活了幾十年的妻子徐長紅是他心靈上的知音，真正理解他，并能夠從他的身上獲取力量。徐長紅說，在李文超的帶動下，她也越來越愛讀書看報，不僅后補了高中課程，48歲時還拿下了省黨校的經濟管理學文憑。兩個兒子則說：“父親不是溫水里的魚，是長江里的魚。”

對于他人的不解，李文超還有著這樣的解讀：“是因為沒有透過現象去研究本質。只有了解了我的人生經歷，才能理解我現在的生活狀態是‘自然而然的存在’。”

李文超生于重慶豐都縣的一座高山頂上。他不斷強調著父親李明星、媽媽秦曉蘭的名字。“這是我生命的起源，也是我學習的動力。”雖然父母都是農民，但是“要讀書、要良心、要勤奮”的告誡伴隨了李文超的成長。似乎是很自然的，成績好成為他從小的驕傲。高考落榜后，他做過代課教師、鐵路工人、通訊員、機關干部。其間，因有文化而產生的自豪感一直伴隨著他。別人搓麻將、打撲克的時間，他幾乎都在讀書，那是他最能感受到自我價值的世界。此間，他還戲劇性地經歷過“十四死一生”：大煉鋼鐵時腿不慎被砸傷，差點截肢；得了致命的惡疾，竟靠自己挺了過來；蹬著三輪車外出買冰箱，被一輛車撞飛了……他說，這讓他對生死多了些參悟和思考。

正是這樣的經歷，讓他覺得自己59歲之后的選擇是順其自然的。在他看來，死過多少回了，有一張能睡覺的床就很好，他珍惜的，唯有精神世界的豐足。“每次聽課，周圍的一切似乎都消失了，我經歷著思想的交鋒，馳騁在沒有邊際的思想世界。”

曾經和他一起上課的清華大學國學院博士后方鱗對他表示理解，形容他是“精神貴族”。但更多人認為，誤解他很容易，真正理解他很難。

不過這個自認活得愜意的老頭不太在乎。“學習是我的生存方式，現在是，以后也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