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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北京青年報》報道，部分高校教師為評職稱，爭相購買圖書專著的“掛名權”。圍繞著圖書專著的“掛名權”，一條灰色的利益鏈已經形成。從內容代寫、主編掛名到代購代銷，都有人專門負責。
這樣的做法，無疑是對學術道德的褻瀆。然而，有不少人對教師買論文、抄襲乃至做“掛名主編”抱有同情之理解，認為在當下的職稱晉升機制之下，教師們這樣做也是情非得已。甚至有人認為：既然許多人或明或暗都在這樣搞，又何必顧忌臉面和榮譽呢？

平心而論，當下的職稱評價體系對論文、專著的要求過于嚴苛，確實有待改進。然而，我們主張放松職稱評價的論文專著要求，并不意味著允許教師學者濫竽充數乃至欺世盜名。論文也好，專著也好，必須要有相應的學術水準，以學術垃圾替代真正的研究成果，在任何制度下都是無法容忍的。以此為理由為當“掛名主編”的做法辯護，無疑是十分荒唐的。

面對確鑿無疑的錯誤做法，我們決不能以“法不責眾”為由熟視無睹。“大家都買論文”，并不是一條有效的辯護理由，而只能說明某些高校教師的無恥已經達到了一種“集體共謀”的程度。這樣一群論文“竊賊”，對自己的做法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還堂而皇之地在那里為人師表，教育學生要誠實守信，根本就是學術界的恥辱。學術研究不是生意，如果讓這樣的人混入高校教師隊伍，無疑是教育的悲劇。

在“掛名主編”這個問題上，讓人觸目驚心的調查結果表明：從教師的個人操守到制度的柵欄，所有的環節全部失守。若想斬斷署名權買賣的灰色利益鏈，就需對各個環節都進行“加固”。

首先，在學術界，每個人都應堅持“有所不為”的底線觀念：既然投身學術，就應該對得起自己的初心。個人不能總是把學術不端的問題推給“環境”，個人的良知和學術道德，應該是防御學術不端行為的第一道關口。在這一方面，我們要做到“兩手抓”，一方面，對于仍在攻讀學位的青年學者，應大力進行學術倫理方面的教育，另一方面，對于已經取得教職的學者，高校也應加強監管。

其次，構建嚴密的學術審核機制也很有必要。論文發表、專著出版應當依從學術的標準，而非個人晉升的需要。香港大學教授徐國琦在其學術自傳《邊緣人偶記》中寫道：“在西方要出版專著不容易，尤其是在大學出版社出書更難。因為著名的大學出版社，不管是他們約請的稿子，還是自己投稿的，首先要得到至少兩位審查者的匿名推薦才能出版。兩位匿名審查者是由出版社自己找人，作者并不知情。”這樣的制度，值得我們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