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掛鉤學位證研究生就業難只因英語差1分

研招新聞來源：燕趙都市報 2013-11-18　

“一個國家英語的實力決定著這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這是一家培訓學校的口號，似乎也可以作為我國大力推廣英語的內在驅動力。只是，大力驅動之下，很多人的英語依然蹩腳，英語考級沒有成為大家工作的推動力，反而成了絆腳石。英語教育，是不是病了?病根又在哪?又該如何治療?這些大問題纏繞在英語周邊，不絕于耳。

各種英語”保過班“層出不窮

考級的爭議

整個夏天，廊坊的俊哥(化名)十分郁悶。三年前，他在武漢的中國地質大學英語要求并不太高。通過大學最后兩年的認真學習，自己考研時英語達到70多分。上了研究生之后，他在英語方面的優勢就顯示出來了。“做實驗寫論文查資料，用英語的地方太多了，也太頻繁了。在這個階段沒有考試的壓力，但是現實要求我必須看很多的英語資料。在現在這個時代做科研，離開英語基本什么都干不成。對于我們來說，將英語作為考研的重要科目是非常必要的。雖然考試最終可能只是讓學生學到了只能寫不能說不能讀的啞巴英語，但是有好的閱讀能力對于科研工作者來說也是有益無害的。”

與各種證件和等級掛鉤的英語考試，自從誕生那一天起就在社會上不斷引發爭議，支持者有之，批判者有之。在爭論中，等級考試已經磕磕絆絆運行多年，但是至今沒有停歇的意思。但在一些更為務實的企業中，如果工作中使用英語的地方不多，已經不再像以往那樣要求四六級成績了。
10月底，全國政協常委、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葛劍雄在濟南做的一場關于教育的演講中特意提到：“英語教學沒必要讓所有人都學到同樣水平。有的專業確實不需要英語，應讓大家自己決定是否深造。”

無奈的聽說

進入北大之后，郭立偉比以往更加刻苦學習英語。這是因為，北大很多課程都開始直接使用劍橋、哈佛等世界名校的教材，開始全英文授課，直接讓學生瞄準專業研究的最前沿。即便如此，他仍然覺得中國學生的英語聽說能力還是較差。

此前不久，他到和香港中文大學拜訪朋友，看到這兩所大學英文授課比例更高，而且很多研究生甚至本科生的作業都需要用英文撰寫。“在香港大學或者香港中文大學讀碩士或博士的內地學生，不少都出身于內地頂尖高校，但是用英語寫完作業，往往還得讓新加坡或者香港的同學給理順一下。這是因為內地學生的英語寫作非常生硬。有的內地名校學生雅思成績高達7.5分，但是讓他寫英語論文，還是寫不好。”郭立偉認為，這跟內地學生重視做題和閱讀，而對聽寫的訓練遠遠不夠有很大關系。

在中國人感覺英語溝通能力差時，日本人也有同樣的困惑。日本腦科學家澤口俊之說：“要說日本投入精力財力最大的外語教育，那無疑是英語。日本在英語教育上的方法是以讀寫為主。英語教育從初中開始，一路從高中直到大學。我在讀研時也要讀寫英語論文。盡管我本人接受了多年的英語教育，實際上在美國等講英語的國家生活后，一開始連報刊都讀不懂，跟人用英語交流也是驢唇不對馬嘴。”

不光普通學習者深感英語聽說困難，連外語天賦極佳、曾任復旦大學外文學院院長的陸谷孫也有過這種體會。他回憶自己第一次教大學生英語的場景時說，自己因為不能流利說英語，只好將課堂內容提前寫好，然后在課堂上背出來。而與人對談，在他看來，這是一門“本領”：這種“本領”，不出國，沒有跟洋人摯友對著爐火，喝著啤酒，聽著 BobDylan，促膝深談，是很難獲得的。

就職于石家莊25中的美國教師Terri此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她在石家莊要問路，就得找中小學生。“他們有一定的英語聽說能力，而歲數稍微大點的中國人，交流就太困難了。因為這些人平時就不用英語，學生時代學到的一點交流能力也早退化了。”Terri提到，她到石家莊的時候，漢語水平非常差，但每天與中國朋友對話，漢語能力突飛猛進，讓中國人都非常驚訝。“因為在這里有學習漢語的好環境。”Terri說，中國學生的學習壓力很大，放學后要應付家庭作業和各種課外輔導班，“學校閱覽室訂閱了很多英語報刊，但是很多學生卻無暇翻閱，這是很可惜的。”

英國《每日電訊報》駐上海記者大衛葛拉多爾對中國的英語應用有過冷靜的觀察：“中國學生在學校里被迫死記硬背英語單詞，有時一背就是數年。但事實上，很少有人真正會說英語。即使依賴英美企業訂單的出口行業外貿經理，英語都結結巴巴。”這樣的評價雖然刺耳，卻是實情。

降分預示降溫?

今年10月，北京市教育委員會對外發布消息稱，從2015年起，該市高考英語分值從原來的總分150分，降低為100分。近日，江蘇、上海、山東等省市相繼傳來醞釀高考改革的消息，而在各省市的改革方案中，英語改革都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減分是其中的主流。甚至有的開始提出設想，讓英語直接退出高考。

這樣的消息一再出現在報端，其實表明教育主管部門已開始反思這些年英語教學中出現的問題。雖然中國在英語學習中投入了如此多的精力，但事實卻是，在這種體制下走出的中國人，英語能力沒有達到當初設想的水平。

河北正定中學英語教師周少倫向記者表示，中國的英語教育搞了這么多年，但國人英語的總體水平還是比較有限。這說明，國家的投入和產出不成正比。在中國的英語熱中，英美國家的教育機構發掘出很多商機。中國應試英語，也的確到了改革的時候了。

但就這位老師觀察，雖然北京宣布英語高考即將降分，但河北基本上仍然一切照舊，“畢竟有這么多年英語熱的基礎，再加上中國的國際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光靠減分是很難一時半會兒給英語降溫的。”在教學中，她發現城鄉學生差距比較大。“有的農村來的孩子，都上高中了還不會音標，說老師從來沒有教過。至于聽說能力，農村學生更不占優勢，教育城鄉失衡的局面還是比較嚴重的。”而中國各大名校的學生來源統計也不斷表明，農村學生的比例在不斷減少。如果英語降分，在一定程度上對農村孩子來說有一定的幫助。

記者走訪了多個英語培訓機構，這些學校的負責人對這則北京高考透露的信息并不上心。一家少兒英語培訓機構的老師告訴記者：“如果英語降分，學校在重視程度上減輕，可能出現的不是沒人學英語，而是更多的人到社會上學英語。因為相比而言，國外的教育資源更好，自然會吸引中國人前往就讀，客觀上要求這類學生學好英語。學好英語，能夠增加自身躋身上層社會的籌碼。”

警惕功利性

學不好英語，不是中國人的獨有的問題。2011年，《經濟學人》(《TheEcon-omist》)曾經發表過一篇頗有啟發性的研究文章。文中稱，富有的國家英語學習效果一般比較好，而在富有國家中，小國的表現更好。比如北歐的瑞典，本國人口少，本國之外，又沒人說瑞典語，這促使他們必須掌握英語。而一個國家主要語言使用者越多，這個國家的英語水平越差。南美洲大片地區使用的是西班牙語，這降低了當地人學好英語的動機。

同樣的結論也適用于中國。自己周圍有13億中國人，說的全是中國話。而苦口婆心教育自己學好英語的教師和父母，也沒有多少場合真正用得上英語，這也難怪學生將其僅僅當作一門課程來完成，學習的目的并不純粹。

教育部《國家英語課程標準》專家組組長、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陳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談到，中國的教育陷入危機之中，而英語教育也是病得不輕。他說，英語的病，病在功利主義。在很多家長和學生的眼中，學英語的終點，是升官發財，是出國，是上名牌大學，不是奮斗，不是人生的自我完善。這種功利主義的傾向，是英語學習的大敵。

身處教學一線的周少倫對此也深有體會。她說，孩子們的確比以前聰明了，但是學習的功利性卻在加深。她認為，這是很嚴重，也很可怕的傾向，因為這會導致學生們在達到目的后，將英語棄之迤邐。

雖然已經40多歲，工作和生活中也用不到英語的李三依然沒有停止英語的學習，他說他對這門語言的興趣來自對未知世界的好奇，而不是獲得收入和名望。他可以沒什么障礙地閱讀BBC、TheNewYorker等英語網站的原文，而不必借助翻譯機器。“帶著興趣的學習事半功倍。”這是他最大的英語學習體會。

對于英語教育，陸谷孫曾經有過類似的提醒。他說，不要把外文當作是功利的東西，應該讓學生發自內心的喜愛。而跟外語無緣的人，通過考試就算了。與外語有緣的人，就把這門語言當做一生的摯愛。

從小學就開始繃緊英語弦的中國人，英語愛好者自然不少，提不起興趣的人或許更多。但是，大家還得在漢語的世界里學習英語，不管是硬著頭皮還是軟著頭皮，不管是為了分數，還是好萊塢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