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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6日，研究生入學考試剛結束，一則新聞報道將曲師大學子的心情拖至谷底。媒體在報道2014年考研盛況時，采訪了一些所謂“考研基地”的考生，他們來自兩所“久負盛名”的高校——信陽師范學院和曲阜師范大學。

報道稱，在一些二三本學校，考研率普遍超過50%，有的甚至達到70%。在山東、河北這樣的人口大省，一本大學錄取線相對較高，不少高分考生被調劑到省內二、三本院校。由此，不少學生在大一入學時矢志“四年磨一劍”，考研成為改變人生命運的“第二次高考”。

山東曲阜師范大學多年來始終難以走出“考研基地”的陰影

事實上，“考研基地”是曲阜師大的“舊傷疤”。早在2004年，曲師大就因某報《探訪一所特別能考研的大學》、《部分地方院校成為考研基地》兩篇報道聞名全國。在“考研基地”的“桂冠”下，每個單獨個體無形之中都被視作了應試教育下的“考研機器”，“高分低能”、“動手能力差”成為描述這些學校的學生頻率最高的詞語 。

曲阜師大是不是中國大學中的 “異類”？所謂的“基地分子”跟全國2500多萬學子究竟有多大不同？“考研基地”是曲阜師大的“陰影”還是“光環”？光明網記者在采訪中，接觸到一些曲阜師大的在校生和校友，聽到了他們許多平淡真實卻又透露出些許無奈的故事。

孔孟故里的青春——“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

1987年，李鈞考入曲阜師范大學時，還帶著一絲抵觸情緒。那時年少輕狂，高考分數不低，所以只填報了吉林大學和蘭州大學新聞專業兩個志愿——這兩所高校在山東各自僅招收一名學生。結果令人遺憾，李鈞被招入曲阜師范大學歷史系。

四年后，李鈞被學校選留在新聞中心工作，這也算是圓了他的新聞夢。

新聞工作讓李鈞有機會深入了解母校，那時的曲阜師大是個臥虎藏龍的地方，著名學者陶愚川、抗癌十年的北大才子張元勛、數學界“怪叔叔”王長鈺…… 李鈞提起這些名字時如數家珍，“他們才是真正內方外圓、有個性的人，說得文藝一點是‘靜水流深’，說得江湖一些就是‘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

李鈞說，知道“人外有人”后，他開始為自己當年的“眼高于頂、不知天高地厚”深感羞慚。光陰流轉，到了2006年，李鈞決定將全部身心都安放在這里。

在讀完博士后，濟南的幾所高校都曾想將李鈞調任過去。但當李鈞征詢家人意見時，岳父陳信泰對他說：“做學問要放下功名利祿心。曲阜最適合做學問，要沉潛下來，留下一點能傳之后世的東西。”

“真正踏訪過曲阜的學者都知道：曲阜城雖然小，但‘中國文化的根就在這里’”，李鈞這句肺腑之言代表了很多曲園學子的心聲。

“曲阜師大學生離開這里后，會發現再也找不到能這樣安心做學術的地方”，2011年畢業后在北京某中學工作的靳日波，回憶起母校時用了“小城大學”來形容，言辭懇切。“曲阜是個偏僻小城，不繁華、沒有物質的誘惑，在這里讀書的人都耐得住寂寞，不受娛樂消遣活動影響，正是這種環境塑造了曲園人踏實質樸的求學風貌。”

據了解，曲阜師大在曲阜建校，根本原因是曲阜是孔子的故鄉，曲阜南面的鄒城則是孟子故鄉，所以曲阜的歷史文化底蘊十分濃厚。“學校對《論語》很重視，讓我們接受很多傳統文化教育，這都對曲師大的校風和學風產生了重要影響。”靳日波說。

曲阜在地理位置上的“先天優勢”，也許只是相對而言。李鈞坦言，“這個地方到底有多偏僻，沒來過的人根本體會不到，壓抑四年，有些孩子會帶著一種背反背反的心理逃離這個地方——但出去后就再也找不到這種環境，很多青年才俊在離開后都對母校充滿眷戀。”

“曲阜師大和所有曲阜師大人就是靠著自強精神，走過了近60年風雨歷程。”正是這座有著如此深厚歷史優良學風的大學，近年卻無數次被置于輿論的風口浪尖，建校半個世紀后，怎就成了所謂教育制度“扭曲異化”的標志產物？這讓在曲阜師大生活、學習、工作了25個春秋的李鈞感到不解。

離開母校的夢想——"流失的人才能再建一個曲師大"

中國激光雜志社英文編輯部主任王曉峰是曲阜師大物理系1998級畢業生，出身農村，高中時候的他并不知道“以后是什么樣”。

“曲師大地處縣城，學術交流不足，剛上大學時大家對科研工作知之甚少，要大家在大一就選擇考研方向，實在是高估了我們。”

王曉峰說，學生心態的分化主要是在大三，很多人開始想嘗試科研工作，但由于沒有近距離接觸過科研工作，不排除有些同學的選擇有一定的隨眾性。

“我不知道曲師大有多少學生選擇考研，就我們班來說大概有一半人吧，60%都考上了，北大、清華、復旦這些一流高校都有考上的。考研成功率比較高，說明大家決定考研時都很慎重，絕大部分人是嚴肅對待這件事，而不是盲目報考。”

一方面地緣因素給曲師大提供了一方專心搞學術的沃土，另一方面又始終是阻礙曲師大人才發展的“硬傷”。曲師大人事處處長李兆祥甚至曾用“流失的人才能再建一個曲師大”來形容該校人才流失的嚴峻形勢。  

“雖然學習風氣很好，但這些地方院校的學生，接觸現代科學儀器的機會較少，本科生也沒有多少機會到實驗室參與科研工作，條件沒有重點高校好。這種差距確實是存在的。”王曉峰表示。

很多校友在接受采訪時都提到曲師大物理系的李國華教授。“在國內激光技術領域是數一數二的專家，很多光學實驗室都會用到他的研究成果。”在王曉峰看來，如果他是在更大的城市、更好的學校，研究團隊肯定會更加強大。

隨著近些年高校擴展碩士、博士點速度增快，其它省市高校不惜動用重金吸引人才，這也造成了曲師大優秀教師資源的加速流失。“常州大學現在為擴展碩士點、博士點，竟動用最高待遇擬從某學院一次挖走三、四位優秀教師。”李鈞無奈地說。

即便文化底蘊再豐厚，曲阜也難以將一代代優秀學人“囚禁”在這座小縣城。

歷史系畢業生路本龍曾分析說：“由于是師范生，絕大多數學生面臨著畢業后只能去中學教書的命運，甚至相當多的人連縣城中學都去不了，只能被‘發配’到鄉鎮教書。在當前的中國，地方尤其是農村教育狀況和教師待遇還很低的情況下，師范類學生若想改變命運，只有考研一條路可選。”

“小城市的學生選擇到大城市尋求發展，大城市的學生選擇出國深造，每個人都是在尋求改變自己的機會。”王曉峰認為，“從本科生到研究生，認識層次差別很大，同時在小地方可能只看到當地的情況，走出來到更好的高校，就能看到全國甚至世界，這是完全不一樣的視野。”

“研究生選擇走出來，立足于大城市，選擇面確實更廣了”，而在就業方面，王曉峰提到，這些同學后來有的讀博繼續做科研，也有的選擇出國，再回山東的很少。

"考研基地"的舊傷新痛——"應試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將應試的惡種帶到各處”

“我之選擇考研是因為我喜歡漢語言文學專業。如果可能的話，考研是我就業之路的第一步，接下來還有許多階段，我從沒把考研作為解決就業問題的一個跳板或捷徑。考研究生是出于自己熱愛的心。”

徐璐強烈反對將考研定義為“人生的唯一出路”，“這種說法特別可笑”，但她說，“我更愿意把它視為和夢想有關的一部分。” 

徐璐特意引用曲阜師大張瑞英老師的一段話說，“曲阜師大考研率高，考上的學校好，多年就這樣，我們一直不覺得有什么，就像我們做其他事也一直這樣認真、勤奮、樸實一樣，對任何榮譽類的結果都待之以淡定、從容的態度。”

或許在張瑞英眼中，“考研基地”對曲師大并不是“陰影”，只能證明學生的學術實力，然而，大多數曲師大師生卻顯得不那么“從容”。

“多年前，媒體給學校扣上‘考研基地’的帽子，導致很多在考研筆試中成績靠前的學生，到了復試以各種理由‘被落榜’。”徐璐指的是2004年一家報紙刊發了《探訪一所特別能考研的大學》、《部分地方院校成為考研基地》兩篇報道。

當年的報道中，詳盡描述了這些二三等院校如何鼓勵考生設立考研目標，讓他們創造出一個個高考研率奇跡。報道所引發的社會爭議一直持續到今天。一些人對部分學生“生源中存在知識面窄、缺乏創新思維、動手能力差等問題”的評價成了“考研基地”的統一標簽。

在這篇報道之后，華東師范大學許紀霖教授的言論一石激起千層浪，他說，“這些應試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無論是上游還是下走，都將應試的惡種帶到各處。它所戕害的，不僅是廣大的基礎教育，而且也是高端的學術研究”，此后更傳出一些高校開始了抵制曲阜師大學生的說法。

而眾多985、211高校近年來不斷提高本校保研比例，客觀上形成了不公平局面，與此同時，一些學校因媒體的負面報道也開始“歧視”二三本院校學生。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生對記者透露，“北京某著名高校的幾位著名教授在招收研究生時明確表示，不想要曲阜師大的學生——哪怕是第一名。”

是否確有學校直接將曲阜師大學子拒之門外我們很難調查，而不少人對記者反映，“如果真想刷掉曲師大的學生，太簡單了——復試時出幾道稍微難一點的題就可以了”。

我們還記得，2007年全國研究生統考中，煙臺大學化學院學生郭肖霞報考了洛陽725研究所。她以初試392分、專業第一的成績參加了研究所復試。本以為穩操勝券的她卻沒有被錄取。隨后，面對公眾質疑，725研究所以“實踐能力考核不合格”為由回應，解釋為何郭肖霞未被錄取。

這無疑又為地方院校學生“高分低等”的問題提供了進一步佐證。在那之后，甚至有網友公然在天涯論壇發帖《呼吁名校抵制曲師大煙大聊城大學等山東考研基地的學生》

2012年3月，網友曹山石在微博寫下這段讓諸多學子再次“寒心”的話。

“聊天。上海社科院的一領導說，該院把三個學校的本科生列入考研黑名單，分數再高也不能收——山東曲阜師范大學、山東聊城大學、河北大學。問他為啥，他說：以前招研究生吃了很多虧，這三所學校很多學生是大一就準備考研，除了熟知考研那幾本書，招進來發現其它方面一問三不知。”

不論事實與否，多年來輿論中所呈現出的“歧視”在不斷刺痛曲師大學子的心。

“現在又舊事重提，作為學生，看到那些“主題先行”的報道，既憤怒不解又心有余悸，明年這個時候就輪到我考研了……”徐璐不無擔心的說，“這樣的報道會不會也影響到我們這一代學生的人生軌跡？”

爭議聲浪中的反思 ——“要讓它名副其實，把‘考研基地'叫得響”

曲阜師大學子的心情也許真的如他們所說，“外面的人很難體會”。

曲阜師大數學系本科畢業的張德凱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讀博士，剛剛考入中科大碩士班時，偶爾有同學直接問他：“你們曲阜師大學生是不是大一就開始考研了？”這倒也沒給張德凱帶來太多困擾，“我會告訴他們不是，因為大家想一想就會明白，這種說法根本不可能。”  

在曲阜師大文學院副院長李鈞眼里，這位來自農村的學生身上有著太多閃光之處。“四年里他一直穿著媽媽做的布鞋，靠一個打掃廁所的勤工助學崗每月拿80元錢補貼，但他自尊自強，獲得了第二屆全國大學生數學競賽一等獎。”

在當年的研究生考試中，張德凱以初試第二、復試第二，總分第二的成績考入中科大。他不愿多談本科時的獎勵和所獲得的研究生國家獎學金，只淡淡地說，“這都沒啥，成績都是過去的”。

作為一個數學系學生，張德凱卻在圖書館做了三年“義館”，用他的話說就是，“整理下同學們拿亂了的圖書，碼好放到書架上去”，“我覺得這是件高興的事兒，也算是對學習生活的調節，方便我看書。”他喜歡瀏覽傳記、歷史類書籍。

然而，更厲害的是同宿舍的舍友，學了數學4年后，因為酷愛古代漢語，最后竟報考了北京大學中文系研究生。 “其他同學報考很多也都是出于興趣與熱愛。”他的同學中不乏考上同濟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暨南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等名校的，“考研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二次選專業的機會”。

提到“考研基地”，張德凱說，“不是說我們不接受別人的批評，有缺點我們可以改，大家感到不高興，是因為不能因為一個例子就把所有人都否定。”

“考研基地”引發的質疑聲浪中，有批評、有斥責，也有一些反思的聲音。

這幾天，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在其博客中聲明，自己“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并沒有針對某所學校（指曲阜師大等）發表意見，而是對目前存在于二本院校、三本院校中，將考研作為學生出路的辦學現象提出質疑。”

熊丙奇甚至還開始為“考研基地”鳴冤，“在現實中，他們有比考研更好的出路嗎？他們能全身心投入學習準備考研，不是比在學校里混日子強很多嗎？”希望媒體輿論不要火上澆油、研招單位不要簡單給學生歸類、貼標簽。

熊丙奇最后將矛頭指向教育部門，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盡快推進教育管理改革和研招考試的招生改革，以扭轉目前的畸形考研生態。

王曉峰在接受光明網采訪時則表示，現在的教育體制固然需要批評，但作為個體的我們不要指望今天的批評就能帶來明天的改變。與情緒激動的學生和義正詞嚴的專家不同，畢業十余年的王曉峰更希望建設性地反思關于“考研基地”的爭議。

“學校應該直面批評，從某個角度上看‘考研基地’的名號沒問題，關鍵是要讓它名副其實，在幫助學生考高分的同時，切實把學生的思維能力與動手能力培養起來；學生基礎知識扎實，各方面訓練都到位，這樣才能把‘考研基地’叫響，培養出的學生也沒有人會不喜歡。”

“曲阜師大每年都把考上研究生的學生名單公布出來，這仿佛是一種成績，但問題在于考研并不是最后的結果”，王曉峰分析說，“考上研究生本身并不代表人生或者學習的成功，學校應該反思，為什么被稱為‘考研基地’，而不是‘優秀教師基地’或者‘科研基地’。”

“曲阜師大還應該把校友資源利用起來，讓有經驗的校友與母校的同學多交流，討論在校的學習和以后的人生規劃，幫助他們找到自己前行的方向，這是校友對母校最有價值的回報。這種以母校為寄托的關系，不是金錢能夠買到的。如果哪天我收到了12或者13級學生給我發來的郵件，我也會盡可能提供幫助，與他們交流，我相信很多校友都會積極面對來自母校學弟學妹們提出的問題。”

王曉峰說，“重新開啟這場討論是有意義的，其目的不是單純地指責說校長應該怎樣，學校應該怎樣，而應該讓關心此事的每個人多提建設性的意見或者開始做具體的工作，因為最終目的都是歸結到年輕的學生身上，我希望這場討論與隨后的行動能幫助他們擁有更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