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無心學老師無心教大學課堂患了什么病

研招新聞來源：光明日報 2014-02-13　

編者按：

2013年11月，光明日報以整版篇幅推出《大學生活，能這樣度過嗎？》，大學校園里一些學生“課上睡覺玩手機、課余追劇打游戲”的生活狀態令人震驚，引人深思。也正是這組報道，讓我們看到一個個暮氣沉沉的課堂，以及隱藏其后的一些“并不那么健康”的關系，比如教與學，比如學生與老師。

究竟是什么讓大學課堂失去活力？讓學生對學習提不起精神？又讓某些大學老師如此敷衍了事、三心二意地站上講臺？我們繼續探訪，希望從課堂——這個構成大學教育最基礎的肌理入手，透視大學教育本身，挖掘產生這一狀態的深層次原因。

猶豫再三，李小萌還是按下了手機發送鍵。

幾秒鐘后，北京某高校教師陳鋒的手機響了，“最近忙著準備出國考試，上課出勤率不夠，期末考試也沒能發揮好。但申請出國對成績要求嚴格，懇請老師高抬貴手。”

這是他在這個考試季收到的第11條求情短信。“幾乎年年有，今年不算多。”從教才5年，陳鋒卻早已習慣了學生的這種“明目張膽”，“這還只是‘出勤率不夠’。有的學生直到上了考場還沒見過我兩面，張嘴就是‘劉老師，請多關照’。”

課堂，是什么？《辭源》如此定義，“課堂是學生學習的場所，學校育人的主渠道。教師應運用自己的智慧和創造力，挖掘蘊含其中的無限生機和活力，使其成為學生生命成長的原野。”可這樣的描述，在李小萌和陳鋒眼里卻都有些“和現實脫節”——因為在校園里，“學生無心學、老師無心教”的情景并不鮮見。

我們不禁要問：大學課堂，究竟患了什么病？

大學生為何“逃離”課堂？

剛應付完期末考試，正在北京某高校攻讀工程碩士的劉達就忙著在網上發帖：“征下學期有償代上課：每天100元，無需筆記，坐著即可。課表私信，非誠勿擾”。

劉達在北京一家橋梁建筑公司工作，長期在外地承包工程。這個學期的大部分課程就是“代上”替他完成的，“找了個學校的大三學生替我簽到，他反正不愛上自己的專業課，還能趁此賺點生活費，一舉兩得。”沒過兩天，這個在“生活服務吧”發出的帖子就有十幾頁跟帖者“熱情應征”。

課堂效果怎么樣、氣氛好不好，本是衡量一所大學育人質量的重要指標。可如今的大學校園，上課睡覺、玩手機，甚至逃課、有償代課都不是什么稀奇事。“之前論壇上還流傳過這樣的帖子，‘請后面說話的同學像中間打牌的同學一樣，安靜一點。這樣就不會吵到前面睡覺的同學了’。”對于這樣的調侃，李小萌和身邊的很多同學都選擇了“心照不宣”地轉發。在她的班上還有個男生宿舍，把“上課記筆記、打開水、早操簽到”等事項列成任務單，每天由一個人承包負責，“不值班的人去不去都行，反正點名時有人報信”。

千辛萬苦“擠”過獨木橋，不就是來學習的？可為何又有如此多的學生不愛上課？是懶得學、學不會，還是課堂沒意思？

“都有。”大三學生劉景這個學期的課表上，只有一門學界“大牛”的課是自己真正感興趣的，剩下幾乎都是他精挑細選的“醬油課”——不太點名、逃課安全、過關輕松、易拿學分，“這些課特別火爆，靠人品才能刷得到。”而此前一項調查則顯示，87.9%的人坦言“醬油課”頗受追捧；63.7%的人認為原因是“受社會‘過關’心理影響，只求過關不重收獲”；61.0%的人認為是“社會功利化風氣所致”；46.1%的人覺得是因為“真正能學到東西的課程太少”；還有人選擇了“升學、找工作需要看分數”“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何管理自己”等。

考試季前，記者來到北京某高校的一門文科課堂。課容量150人的教室內，空著的座位并不多。授課教師趙老師告訴記者，臨近期末，學生怕老師“突襲”畫重點，所以基本上都能“親自來上課”，“最近課上多了，看到不少眼生的學生”。可盡管人在課堂，老師開講后，能認真聽講的人卻寥寥無幾。不少人攤開高數、英語等更難過關的課程資料開始復習。

“不少老師要么照念課件，要么還是老一套的教材大綱，聽不聽都一樣，考前突擊吧。”因為師姐的一句“千萬別在本校讀研，老師又把本科4年的課件加工加工，研究生繼續念3年”的建議，更因為無趣的課堂，劉景選擇了報考外校研究生，“但愿能多聽到幾節高水平的課。”

老師為何“漠視”課堂？

不愛點名的陳鋒是在學生中“口碑比較好”的老師。盡管知道自己的課上也有逃課缺課的學生，可他卻“一點兒也顧不得”這些，“都是大學生了，全憑自覺吧”。7月份就要評職稱的他，腦子里只裝得下那幾件“更重要的事”：評項目、做課題、發論文、找關系。

“只見過科研成果多破格評職稱的，哪見過因為課講得好提教授的？”中部某高校老師趙平楠所在的教研室，除了完成必要的課時任務，“有些資歷”的老師都不愿多上課，“課時費一節才50元，哪有做項目、拉課題賺得多？我們學校發一篇SCI，直接獎勵3萬元，有的學校獎5萬元，這得講多少節課啊？”

教學與科研，本是高校教師工作中不可偏廢的兩面，但現有的利益導向機制卻讓上課變成了不少老師眼里“最不重要的‘良心活’”。青年學者廉思曾經帶領30人的團隊，在全國5個城市調查了各類高校的5000多名年輕教師，結果顯示：超過60%的青年教師會把做課題放在給學生上課前面，67.8%的人坦言“教學質量不會影響晉升”，32.5%的人直言，教學壓力主要來自“學校的考核”，把學生的認可度當作壓力的，不足兩成。

“因為現有學術生產管理體制有量化要求，年輕的老師不申請項目是不可能的。還有就是追逐利益，項目都有錢，有些老師就是奔著錢去申請項目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山東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溫儒敏曾直斥這種“病癥”為大學的“項目化生存”，“很多人當上教授就整天過‘項目化’生活了，很少給本科生上課。我到大學給本科生上課，本是分內的普通事情，沒想到此間報紙還當作新聞專門報道。”

陳鋒則認為，導致不少老師上課三心二意、敷衍了事的原因還有與科研相比，教學指標體系軟、難以實現有效監控。在對美國本科教育的反思中，哈佛大學前校長德雷克·博克將教學稱作“黑箱子”，“沒有人知道其質量究竟發生了多大的改變，盡管經過不斷的試驗、評價和改正，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質量標準采取新的方法，但這些進步并不一定能獲得別人的認可。”

而他的同事，在哈佛大學任教30多年，曾擔任哈佛學院院長8年的哈瑞·劉易斯則惋惜地把大學這種輕視教學的做法稱作“失去靈魂的卓越”，“現在學術追求替代了大學的教育任務”，“作為知識的創造者和存貯地，這些大學是成功的，但他們忘記了本科教育的基本任務，是幫助十幾歲的人成長為二十幾歲的人，讓他們了解自我、探索自己生活的遠大目標，畢業時成為一個更加成熟的人。”

“差不多就行了。”剛入職時，陳鋒也曾和這種“不負責任的想法”做過抗爭，可把過多時間放在教學上后，每次同門聚會師兄弟發論文、出項目的速度都讓他有些汗顏。甚至有在外校工作的師弟得知和他帶同一門課程后，直接要走了他精心準備的課件，只為了“可以少花點功夫”。直到有一次，看到所在院系申報經費不菲的教改課題完成后，負責老師的課堂依舊暮氣沉沉，陳鋒選擇了妥協和自嘲，“聽說之前全校上課景象最壯觀的時候，就是本科評估階段。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趕上這樣的‘好時候’。”

誰該為精彩課堂負責？

點擊任意一所大學的網站，每所學校都在強調高校的四大基本職能，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與課堂質量緊密相關的“人才培養”。也幾乎每所學校的校長隔三岔五總要提及“必須堅持本科立校”。

可這一切“飽滿”的論述，在少了生機與成長、缺乏溝通與交流的課堂映照下，總是顯得有些蒼白——無論是教師對教學的認知，還是學生對學習的態度都表明，很多高校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教書育人的目標。

究竟誰該為精彩課堂負責？

“過去每次談到這個問題，板子總是打在老師身上，說他們忙、沒責任心、只想著賺錢，可社會、學校又是用什么尺度評價學生和老師的？評價一個學生的好壞，就是畢業時找到的工作的好壞；衡量一所大學的優劣，就是就業率、考研率、畢業生富豪校友、進國家部委的有多少，老師發了多少論文，影響因子多大……個人成長、人格完善、高尚道德養成幾乎無人過問。社會和大學的目標如此，置身其中的每個人難免不醉心于直觀的結果。”陳鋒認為大學失重的“病根”在于理念。

溫儒敏對這樣的“短視”也很痛心，“現在社會以實用技能為標準收羅人才，輿論更被市場的泡沫所左右。人們為謀生而學習，沒有內在的事業沖動，上大學無非是畢業后好在人才市場上找到買主，賣個好價錢。這種短視的觀念嚴重挖空大學文化的基石，腐蝕現代精英的人格品質。”

更多的人則認為，在這種理念導引下，各種異化的評價標準“捆綁”著高校手腳，讓大學里的每一個人都茫然自失。

“評價大學的大學排行榜側重于科研水平，而不是教學質量，于是高校一窩蜂地把資源投向項目、課題，或以高薪吸引杰出學者，而沒有視提高學生素質為己任。評價教師有量化的科研指標，評職稱發多少論文、做什么層次的課題一目了然，教學任務完成最基本的就行。評價學生就按分數，每個班級還有正態分布任務，七湊八弄總能及格。反過來，學生評教也無所謂自己收獲了什么，課好不好過、人厚不厚道、劃不劃重點才最重要。”一環環緊密相扣的評價讓陳鋒有些透不過氣。而在他眼里，前不久教育部下發的《關于深化高等學校科技評價改革的意見》和浙江大學一年2000萬元設立教學促進津貼的改革未必有大的成效，“每一個身處其中的人都要反思。改革必須傷筋動骨、上通下達。”

李小萌最后還是得了91分，在班上處于中游。一旦涉及學生前途，陳鋒總是不愿耽誤學生。可他依舊向往能上一節汪曾祺先生筆下西南聯大那樣的課，“聞先生點燃煙斗，我們能抽煙的也點著了煙（聞先生的課可以抽煙的），聞先生打開筆記，開講：‘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以為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