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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博士五大怪現象

精英教育變成“批量生產”，學制“一刀切”，論文標準固定化……如此培養出來的博士令人擔憂

《環球人物》雜志記者   崔瑾月

“驕傲——拿到通知書的剎那，覺得祖墳都冒青煙了；

有意思——剛進實驗室，面對儀器設備，覺得很新鮮；

沒意思——搞科研也就是這么回事，和以前想的不一樣；

不想上了——身邊的朋友忙著升官發財，自己卻還在耗著；

想自殺——家庭、事業、愛情樣樣不得志，房子、車子、票子要啥沒啥，還整天被實驗和文章折磨；

無所謂——痛苦到極致反而不知道該去痛苦了，隨便吧；

畢業了——戴上博士帽的那一刻，突然連為什么要讀博都忘了。”

這篇名為《讀博七個階段》的文章在網上被熱炒，不少博士網友紛紛表示，“感同身受”。

而近期，對“博士”這一群體的關注，正在不斷升級，已經從網上的自嘲、議論，上升到課題組的專項研究，直至國家有關機構的大規模調查。2010 年8月24日，以武漢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周光禮為首的課題組出版了《中國博士質量調查》。緊接著，另一項由國務院學術委員會主推、北京大學教育學院主任陳洪捷牽頭的全國博士生調查結果也終于出爐。

最牛導師曾經同時帶了47名博士；60%的學生認為他們承擔著導師一半以上的課題任務，有些導師的課題100%由學生承擔……調查得出的一系列數據，如頑石入水，而長期以來深藏在水面之下的，從博士生數量的激增到招生方式的異常，再到師生關系的異化等一系列怪現象，也在猛然間，全都暴露了出來。

第一怪：數量多了口碑差了

9月28日下午，陽光正好。陳洪捷在他位于北大的辦公室中，接受了環球人物雜志記者的專訪。一開口，他便直切主題，向記者介紹了博士學位在新中國的發展歷程：“到今年，我們的博士培養，已進行了30年。”

1981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后簡稱《條例》)開始正式實施。《條例》第三條明文規定：“我國實施三級學位制度，學位分為學士、碩士、博士三級。”3年后的5月27日，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博士、碩士學位授予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一批18名博士也登上了當時中國的學術之巔，成為萬人艷羨、“國寶級”的學術驕子。

此后，直到1992年，我國博士培養一直處于起步階段，接下來的5年，博士數量也一直呈現平穩增長趨勢。但從1998年開始，我國博士學位授予數量就以每年23%的比例遞增。國務院學位辦主任楊玉良曾在公開場合透露，2008年，我國博士學位授予數量首次超過已有近150年博士培養歷史的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2009年，我國在讀博士生達到24.63萬人。

然而，公眾對博士的態度，卻隨著其數量的日漸增多，變得微妙起來——少了幾分尊敬，多了幾分揶揄。“傻過博士，窮過教授”、“讀博=賭博”、“千年博士后”等調侃的話語頻繁見諸于網絡。博士們被推向了尷尬的境地。

第二怪：博士點成撈錢工具

與常佳(化名)見面前，記者曾多次想象，這個畢業于名牌院校文科專業的博士該是何等出類拔萃、文采斐然。但當他坐下時，記者首先看到的是一張略顯茫然的臉。

碩士畢業后，常佳求職失利，接著博士擴招的浪潮，他選擇了繼續深造。可讀了3年，重新被推向就業市場的他，比當初更尷尬，畢業一年多，至今沒找到合適的單位，就在一家公司里掛著。“有人說，我們是被博士產業鏈批量生產出來的，含金量低，想一想，的確沒錯。”常佳苦笑了一下。

博士培養緣何成了產業鏈？據記者了解，1981年，我國首批博士學位授予單位共151個，涵蓋了812個博士學位授權學科。截至2007年，博士學位授予單位已增至346個，涵蓋的博士學位授權點多達1739個。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為開設、增設博士點，國內一些大學不惜巨資，想方設法將其他單位的名人，如院士、博導等“掛(靠)”到自己名下，圍繞他們組織材料、提出申請，再“打點打點”評審人。部分博士點的公關費高達數十萬元。湖南某高校就曾提出“只要能申請到博士點，不惜財力”，如今，該校已“如愿” 擁有了9個博士點。

為何校方要下那么大氣力爭取博士點？這位知情人士解釋道，博士點的多少關系到學校的排名，進而直接與學校領導的政績、學校的經濟利益相掛鉤。為爭取博士點花的這些錢，也會從博士點上掙回來。陳洪捷告訴記者：“目前，全國的學術性博士已全部實行獎學金制度，全日制脫產博士不但不用再繳學費，還能拿到為數不多的補貼，倒是那些在職博士，雖然數量并不多，學費卻著實不菲。以北京某高校與國外某高校合辦的在職博士班而言，一個學生的學費就高達10萬元。”但學費終歸不是博士點的主要營利方式，借著這個名頭向國家申請的項目資金，以及從企業掙到的咨詢費、顧問費，才是更大塊的收入。

從精英教育變成“批量生產”，學制“一刀切”、論文標準固定化，這種條件下培養出來的博士生，怎能不像流水線上走下來的產品？

第三怪：公關比考試更重要

“考博其實不難，難的是考博前的‘公關’工作。”說這話的是卞玲玲(化名)。這個自小就成績優異的女生，在南方一所醫科大學讀了本科和碩士，一直夢想著能進入北京某著名醫科大學繼續深造。

2007年，卞玲玲第一次報考。為拿到一手復習資料，年底，她頂著瑟瑟的北風來到北京，借住在朋友家，在圖書館一泡就是一整天。可初試成績高出國家線一大截的她，卻在面試時被刷了下來。“是哪兒表現得不好？還是哪方面的素質導師不滿意？”她有點不甘心。

第二年，卞玲玲再次報考了同樣的專業、同一個導師。初試，她排名第三。面試前，她吸取教訓，“提前和導師進行了郵件溝通，并得到允諾，只要發揮正常，應該沒問題”。她信心滿滿地留在北京等待面試，卻被無意中打聽到的消息澆了個透心涼——她報考的導師當年共有3個招錄名額，其中2個已內定給他自己的碩士生，剩下的報考學生中，“路子過硬”的也早已排成長隊。朋友好心勸她：“別爭了。”她偏不信，一門心思等下去、考下去……“出榜那天，我找了個沒人的角落，撥通朋友的電話，大哭了一場。然后決定打包回家，徹底放棄。”

常佳對記者說：“相比起本科和碩士，導師在博士招生中的權力很大，有時甚至連是否有自費名額、有幾個自費名額、某學生是否能破格錄取等也是他們說了算。考前對導師公關是公開的秘密，非本校生源更需如此。有些緊俏的專業、緊俏的導師，送禮都得找門路。之前有新聞報道過，有學生為了讀博對導師展開 ‘潛規則’，雖然做法比較極端，但據我所知，也并非個例。”

第四怪：學生成導師的廉價雇員

“今天，我們提到某位學術前輩，常會說他‘師承于××’。師生二人的名字彼此輝映。在我看來，‘師承’一詞嚴肅而神圣，是我向往的境界——與老師朝夕相處，促膝長談，不僅得到學術上的指點，更獲得人生的啟迪與智慧。但真正成為博士我才發現，這只是我一廂情愿的想象而已。”常佳似笑非笑的臉上，透著點戲謔。

“和偏應用型的理工科博士不同，我們和導師的互動相當有限。”因為導師名氣大，常佳成了不少人眼中的幸運兒，但個中滋味，只有他自己才明白， “平日，有太多校外機構邀請導師參加各項活動，我大概每兩個月才能和他見一面，每次都是簡單溝通一下看書的情況，他再給我開個新的書單，有時連10分鐘都不到。我還聽說過更‘自由’的，有位導師，每學期請學生吃頓飯，博士和碩士一起，十幾人一大桌，拉拉家常、寒暄幾句，頂多問問最近的學習動向就算溝通了。”

陳洪捷主任告訴記者，他在調查中也發現，一半以上的文科博士每月見導師的次數在兩次以下。“理工科博士和導師的關系又是另一種情形，他們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在試驗室做項目，和導師幾乎朝夕相處。”

“我們和老板(導師)的關系不像師生，像老板和雇員，我們還是廉價雇員。”女博士羅娜告訴記者，“我熱愛科學，可如今，我覺得自己從沒真正做過研究，只是整天給老板打工。科學是什么？明天在哪里？我都來不及想。”更令羅娜氣憤的是，她本應于2008年夏畢業，“可導師負責的重要項目沒有完成，為了保證項目進程，我和幾個師兄師姐的畢業論文都被導師以各種方式莫名其妙地否定了，畢業‘被延期’。直到今年年初項目完成，我才真正畢業。不瞞你說，我已經30歲了，讀博把我讀成了真正的‘剩女’。”

對于學生們的抱怨，導師們的看法則略有不同。一位博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到博士階段，悟性、主動性、自律性才是學生進一步成長的必要支撐和前提，老師不會再像對本科生、碩士生那樣進行課堂授課。干活兒是在實踐中完成研究訓練的一種方式，是必須的。”該導師也承認，如今，部分導師迫于學校考核、社會競爭的壓力，角色發生變化，成為被項目湮沒的“商人”。

第五怪：好畢業不好就業

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怪現象：與西方國家博士研究生30%的淘汰率相比，我國博士生的畢業率竟高達100%。

陳洪捷向記者解釋說，這幾年，為了控制博士生的質量，我國已新增了不少關卡：“如預答辯、通訊評審、邀校外導師參加答辯等。程序上已經很嚴格了。”但一位已經畢業的博士卻說：“關卡雖多，卻都比較好過，大部分只是走走過場而已。”據這位博士講，“如預答辯，導師若想讓學生通過，便會事先安排自己相熟的老師擔任評審；通訊評審和校外導師參加答辯等環節，本意是想制約‘人情答辯’現象，但只要稍微打打招呼，他們多半還是會給(導師)面子的。學術圈就那么大，低頭不見抬頭見嘛……”

100%的畢業率之后，緊跟著的是并不樂觀的就業形勢。雖然記者查閱相關數據后發現，全國各大高校對本校博士畢業生就業率的統計基本穩定在95%左右，但不少已經找到工作的博士生卻直言，真正能找到十分滿意崗位的人，少之又少。

用人單位對招來的博士也抱怨連連。周光禮在《中國博士質量調查》中稱，50%的用人單位認為，我國博士培養質量10年來整體上沒有進步，“甚至有下降趨勢”，在對新進博士創新能力的評價上，用人單位認為“一般”和“差”的占68%。

博士帽應承載真才實學

畢業于復旦大學的生物學博士姬十三是記者采訪的10多名博士中，唯一沒有抱怨，說起近況來自信而樂觀的一位。2007年博士畢業后，他放棄了科研生涯，成為一名自由撰稿人，并創立了科學傳播公益團體“科學松鼠會”，組織了一批博士，在多家媒體開設科普專欄。幾年過去，松鼠會已成為年輕人心目中 “科學傳播”的代名詞。

“我覺得自己算是學有所用了。”現年32歲的姬十三對記者說，“在我看來，只有真正將自己的所學兌現出來，才不枉寒窗10多年讀到博士。‘松鼠會’的專職工作人員中共有3位博士，包括芝加哥大學的一名海歸博士。在團隊中，他們的確有他人不能取代之處，比如邏輯思維能力更強、眼界更開闊。”

陳洪捷在采訪的最后也一再強調：“從2007年至今的3年中，我們的調查所覆蓋的樣本已達3萬多份。社會上議論的種種怪現象，的確存在于某些學校、某些博士生身上，但絕非博士生的全部。為什么會出現這些現象？從學生本身來說，并非每個人都是因為醉心學術才選擇讀博，還有相當一部分，只是想賺個頭銜，好為將來的事業發展增加籌碼。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于制度的欠缺。比如，正是因為我國在科研資金分配時沒有計入‘人員費’，才使學生的勞務費用受到極大限制，出現博士生為導師‘廉價打工’的現象；再如，我國現階段的博士培育體制，其實比許多西方國家嚴格許多，但方法歸方法，手段歸手段，有些人總會有辦法，讓這些制度流于形式。”

調查中，不論是博士、博導還是調查者，都向記者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博士也許不再是“國寶級”驕子，但仍應是未來的科學研究者、學者。那頂方正的博士帽，承載的應該是真才實學、真知灼見，而絕不該是人際的怪圈、學術的病態。